記得上初中時，我就為公社廣播站、縣廣播站寫稿，那時村村都有大喇叭，大家有時能聽到“屈海波的廣播稿”。時間長了，有人就說，俺光能聽廣播里有你的音，怎么看不到報紙上有你的名？

時間來到1981年，這年的1月1日《拂曉報》復刊了！我捧著帶有墨香的報紙，高興壞了，終于有了能讓我的文章變成鉛字的陣地了。可轉過來一想，便沒有了信心。因為此時我生活和工作的范圍太小了。當時我在大隊辦的學校當民師，學校10個老師，有7個是民師，能維持正常的教學秩序就不錯了，能有什么新聞？我所生活的自然村地處偏僻，只有百十口人，是個小村莊，也沒有什么新鮮事。但我沒有氣餒，仔細觀察，認真琢磨，便真的發現了一些有價值的東西： 這一年元宵節過后，我們這兒開始挖穴植樹。可我發現我們這兒不少生產隊只注意植樹，不注意育苗，結果植樹缺樹苗，只好到外地購買，不僅花費了很多錢，而且樹苗經過周轉，存活率很低。于是我就寫了題為《要想多栽樹 必須多育苗》的“情況反映”寄給了拂曉報社。雖然只有200來字的小“豆腐塊”，卻大大提振了我寫稿的信心和勇氣。

為了能在《拂曉報》多發稿，我努力提高眼力、筆力，做一個有心人。我所在小村有個準女婿經常來女方家，每次來都帶一些禮物。這天他又帶來了禮物，村民一看，都愣住了，原來他帶來的是一把追施化肥的耩子。小伙子聰明伶俐，學會了一套木工手藝。前天他來女朋友家，看到女朋友家給小麥追肥采用的是穴施法，勞動強度大，功效低。回家后他琢磨著就把一個小巧便捷的耩子做成了。女朋友家用這個耩子追施化肥功效提高了很多倍。這把耩子也成就了他們的姻緣。于是我寫了一篇題為《女婿的禮物》小故事，《拂曉報》很快就給發表了。后來我又寫了題為《換麥種不嫌麻煩 劉慶蘭風格可點》《張如意賣了如意豬》等小故事。這些文章的發表讓我的信心越來越足，不僅給《拂曉報》投稿，還往《中國青年報》《安徽日報》投稿，有的稿子真的被他們采用了。有一年《安徽日報》發表了我4篇稿件，縣委宣傳部的領導開著吉普車來農村看我，在茅草屋里，他們坐在低矮的凳子上對我說，就是宣傳部通信科的同志，一年也很難發表這么多稿件。

后來，我由一個最基層的民辦教師，一下子到教育局上班，《拂曉報》功不可沒。那時宿縣教育系統體量很大，號稱千所學校、萬名教師、30萬名學生，這下我接觸面比以前大多了。有那么多優秀學校、那么多優秀學生、那么多優秀教師，每次隨同領導檢查調研，我都能獲取很多可宣傳的素材。那時沒有電腦，晩上回來我就“爬格子”，寫成草稿后，再用復寫紙謄抄一遍寄給或送給《拂曉報》。這時的《拂曉報》便經常發表我寫的通訊報道。不僅如此，《中國教育報》《中小學管理》《德育報》《安徽教育報》《安徽教育》《教育文匯》等報刊也經常有我的文章發表。

后來，為了進一步提升自己的思維能力、寫作能力和管理能力，我在寫好消息、通訊的同時，嘗試著寫一些新聞評論，重點是寫教育評論。我知道要寫好新聞評論，不僅需要扎實的文字功底，靈巧的表達方式，更需要豐富的知識儲備、強烈的問題意識和敏銳的思維。所以我在勤奮寫作、訓練技巧的同時，還養成了閱讀、思考、搜集材料的好習慣。在《拂曉報》周紅穎、吳曉玲等編輯的指導幫助下，我寫教育評論的水平逐漸提升。2000年以后，《拂曉報》開辟了“教育園地”專版， “燈下漫筆”欄目經常發表我的教育評論。2003年，我被評為《拂曉報》優秀通訊員。

時序嬗遞，華章日新。原以為退休后，我這個通訊員“工作”就一同終結。可是，退休后，我這個通訊員由業余卻變成了專職。領導認為宣傳工作非常重要，便讓我發揮余熱，繼續留在教體局做教體宣傳工作。這不，我又重新上崗，繼續扮演通訊員角色，協助《拂曉報》辦好“宿州教體”版。為了不辜負領導的托付，我緊跟時代的步伐，我每天堅持閱讀《拂曉報》等報紙，為《拂曉報》等媒體寫稿、組稿，常常夜半挑燈。2021年以來，我連續三年被宿州市委宣傳部、宿州市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評為宣傳報道先進個人，2022年，被《中國火炬》評為優秀通訊員。我時常跟年輕的通訊員朋友交流說，我們要向《拂曉報》的編輯記者學習，要有高尚的職業操守，嚴謹的工作作風，扎實的文字功底，堅持讀報寫稿，做《拂曉報》永遠的讀者、永遠的通訊員。

□屈海波